小孩子們要從小多讀“閑書”嗎?

  萬先談談文學,指的是最廣義的文學,包括文學、藝術、美學,廣義的美學。爲什麽需要文學?了解文學、接近文學,對我們形成價值判斷有什麽關系?

  如果说,文学有一百种所谓“功能”,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,我的答案是——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——macht sichtbar,意思是“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”。

  在我自己的體認中,這就是文學跟藝術的最重要、最實質、最核心的一個作用。我不知道你們這一代人熟不熟悉魯迅的小說?他的作品對我們這一代人是禁書。

  魯迅的短篇《藥》寫的是一戶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。民間的迷信是,饅頭沾了鮮血給孩子吃,他的病就會好。或者說《祝福》裏的祥林嫂,祥林嫂是一個唠唠叨叨的近乎瘋狂的女人,她的孩子給狼叼走了。

  讓我們假想,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魯迅所描寫的那個村子裏頭的人,那麽我們看見的,理解的,會是什麽呢?祥林嫂,不過就是一個讓我們視而不見或者繞道而行的瘋子。

  而在《藥》裏,我們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買饅頭,等看人砍頭的父親或母親,就等著要把那個饅頭泡在血裏,來養自己的孩子。再不然,我們就是那小村子裏頭最大的知識分子,一個口齒不清的秀才,大不了對農民的迷信,表達一點不滿。

  但是透過作家的眼光,我們和書中人物的人生就有了藝術的距離。在《藥》裏頭,你不僅只看見愚昧,你同時也看見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狀態,看見人的生存狀態中,不可動搖的無可奈何與悲傷。在《祝福》裏頭,你不僅只看見貧窮粗鄙,你同時看見貧窮下面,“人”作爲一種原型,最值得尊敬的痛苦。

 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種吧!壞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,好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,偉大的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,認出自己的原型,而湧出最深刻的悲憫。這是三個不同層次。

  文學與藝術,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,在這種現實裏,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,還有直覺的對“美”的頓悟。美,也是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。

  假想有一個湖,湖裏當然有水,湖岸上有一排白楊樹,這一排白楊樹當然是實體的世界,你可以用手去摸,感覺到它樹幹的凹凸的質地。這就是我們平常理性的現實的世界,但事實上有另外一個世界,我們不稱它爲“實”,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

  水邊的白楊樹,不可能沒有倒影,只要白楊樹長在水邊就有倒影。而這個倒影,你摸不到它的樹幹,而且它那麽虛幻無常:風吹起的時候,或者今天有雲,下小雨,或者滿月的月光浮動,或者水波如鏡面,而使得白楊樹的倒影永遠以不同的形狀,不同的深淺,不同的質感出現,它是破碎的,它是回旋的,它是若有若無的。

  但是你說,到底岸上的白楊樹才是唯一的現實,還是水裏的白楊樹,才是唯一的現實?然而在生活裏,我們通常只活在一個現實裏頭,就是岸上的白楊樹那個層面,手可以摸到、眼睛可以看到的層面,而往往忽略了水裏頭個“空”的,那個隨時千變萬化的,那個與我們的心靈直接觀照的倒影的層面。

  文學,只不過就是提醒我們: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,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更真實存在,就是湖水裏頭那白楊樹的倒影。

  哲學,讓人學會發問

  哲學是什麽?我們爲什麽需要哲學?

  歐洲有一種迷宮,是用樹籬圍成的,非常複雜,你進去了就走不出來。不久前,我還帶著我的兩個孩子在巴黎迪士尼樂園裏走那麽一個迷宮,進去之後,足足有半個小時出不來,但是兩個孩子倒是有一種奇怪的動物本能,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,站在高處看著媽媽在裏頭轉,就是轉不出去。

 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處境,就是一個迷宮,充滿了迷惘和彷徨,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出路何在。我們所處的社會何嘗不是一個曆史的迷宮,每一條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裏。

  就我個人體認而言,哲學就是,我在綠色的迷宮裏找不到出路的時候,晚上降臨,星星出來了,我從迷宮裏擡頭望上看,可以看到滿天的星鬥;哲學,就是對于星鬥的認識,如果你認識了星座,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宮,不爲眼前障礙所惑,哲學就是你望著星空所發出來的天問。

  掌有權力的人,和我們一樣在迷宮裏頭行走,但是權力很容易使他以爲自己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路,而且還要帶領群衆往前走,而事實上,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,也不知道這個方位在大格局裏有什麽意義;他既不清楚來的走的是哪條路,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裏去;他既未發覺自己深處迷宮中,更沒發覺,頭上就有縱橫的星圖。

  這樣的人,要來領導我們的社會,實在令人害怕。其實,所謂走出思想的迷宮,走出曆史的迷宮,在西方的曆史裏頭,已經有特定的名詞,譬如說,“啓蒙”,十八世紀的啓蒙。所謂啓蒙,不過就是在綠色的迷宮裏頭,發覺星空的存在,發出天問,思索出路、走出去。對于我,這就是啓蒙。

  所以,如果說文學使我們看見水裏白楊樹倒影,那麽哲學,使我們能藉著星光的照亮,摸索著走出迷宮。

  曆史,使人的眼界升級

  我把史學放在最後。曆史對于價值判斷的影響,好像非常清楚。鑒往知來,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,這話都已經說爛了。我不太用成語,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。

 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,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。沙漠裏沒有玫瑰,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。拿在手裏,是一蓬幹草,枯萎的、幹的、死掉的草,這樣一把,很難看。

  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。說明書告訴我,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,針葉型,有點像松枝的形狀。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裏,第八天它會完全複活,把水拿掉的話,它又會漸漸幹掉,枯幹如沙,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,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裏,它又會複活。這就是沙漠玫瑰。

  于是我就把這個團枯幹的草,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,注滿了清水,放在那兒。從那一天開始,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,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樣了。

  第一天去看它,沒有動靜,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裏頭,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,它有一個中心,這個中心已經從裏頭往外頭,稍稍舒展松了,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,還不是顔色。

  第三天再去看,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顔色,松枝的綠色,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,雖然邊緣還是幹死的。它把自己張開,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。

  每一天,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。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,到了有一天,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,層層舒展開來。

  第八天,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,剛好我們鄰居也在,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裏去看。這一天,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、豐潤飽滿、複活了的沙漠玫瑰!我們三個瘋狂大叫出聲,因爲太快樂了,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。

 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地說,“這一把雜草,你們幹嘛呀?”我楞住了。

  是啊,在他的眼中,它不是玫瑰,它是地衣啊!你說,地衣再美,美到哪裏去呢?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、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,擱在一個大碗裏;也就是說,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,是孤立的,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,一點一滴的線索,輾轉曲折、千絲萬縷的來曆。

  于是,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裏,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,它的複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。我們能夠對它欣賞,只有一個原因——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裏。知不知道這個起點,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。

  不必說鑒往知來,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。

  對于任何東西、現象、目題、人、事件、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,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麽意義?不理解它的現在,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?

  對于曆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、非常晚熟的學生。四十歲之後,才發覺自己的不足。寫“野火”的時候,我只看孤立的現象,就是說,沙漠玫瑰放在這裏,很醜,我要改變你,因爲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。

  四十歲之後,發現了曆史,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過來的,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,而在于:你給我一個東西、一個事件、一個現象,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坐標裏頭,橫的跟縱的,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,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坐標之前,對不起,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。

  了解這一點之後,對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,你發現,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。

  比如說,我們從小就認爲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、民主的、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,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。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,你就大吃一驚:哪有這回事啊?西方文藝複興之前是一回事,文藝複興之後是一回事;啓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,啓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。

  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麽意義呢?自己進入曆史之後,你納悶:爲什麽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“真理”,而且不告訴你這些是半真半假的東西?

  對曆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,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、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。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,但是對于過去的路有所認識,至少是一個追求。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。

  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某個國家的餐廳吃飯,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,喝了酒,拍拍屁股就走了。離開餐館很遠了,服務生追出來說:“對不起,你們忘了付帳。”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贊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,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。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,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。

 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,就是說,對不起,這可不是民族性、道德水平或文化差異的問題。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。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,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。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,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,或者說,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。

 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,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。好了,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,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,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。我發現,我的“了不起”的見解,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,而且寫得比我還好——韓非子的《五蠹篇》。

 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:我們中國人老是贊美堯舜禅讓是一個多麽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,但是堯舜“王天下”的時候,他們住的是茅屋,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,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,也就是說,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。然後,禹當國王的時候,他的勞苦跟“臣虜之勞”也差不多。

  所以,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,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,“以是言之”,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禅讓,只不過是因爲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,放棄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。

  但是“今之縣令”——在今天的體制裏,僅只是一個縣令,跟老百姓比起來,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。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,他有種種“官本位”所賦以的特權,他有終身俸、住房優惠、出國考察金、醫療保險……因爲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,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,誰肯讓呢?

  “輕辭古之天子,難去今之縣令者也”,原因不是道德,不是文化,不是民族性,是什麽呢?“薄厚之實異也”,實際利益,經濟問題,體制結構,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爲。

  看了韓非子的《五蠹篇》之後,我在想,算了,兩千年之後,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,而且自以爲見解獨到。你,太可笑,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。

  這種衡量自己的“苛刻”,我認爲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。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,但是對于過去的路有所認識,至少是一個追求。

  講到這裏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,談個人才氣與傳統,強調的也是: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裏去評斷才有意義。譜系,就是曆史。

  文學、哲學跟史學。

  文學讓你看見水裏白楊樹的倒影,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裏認識星星,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;

  那麽曆史就是讓你知道,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,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。